明代開始用磚筑堅固城墻——

沈陽古城曾是“一王五衛”駐防重地

明軍鐵盔。（遼博供圖）

明軍用單孔石雷。（遼博供圖）

　　明朝沈陽中衛軍官印 由黃銅鑄造，印正面陽刻九疊文“沈陽中衛中左千戶所百戶”，印背鈕右側刻“禮部造，正統二年八月”。明英宗正統二年（1437年），沈陽中衛下轄左、中、右、前、后、撫順、蒲河中左七個千戶所。 （遼博供圖）

原址復建的沈陽城西北角樓。本報記者 郭 平 攝

努爾哈赤用的龍虎將軍劍。 （沈陽故宮博物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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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郭  平

　　提 要

　　齊整的灰色方磚，高大的門樓，威嚴的垛口……在老照片上、老一輩人的記憶中，可以依稀找到我省保存下來的明代城垣的影子，其中大部分是明朝經營遼東時所建立的軍政合一的衛所。如今的沈陽，在明代便是一座軍事重鎮，它曾經被規劃為“一王五衛”駐防重地，當然，這座古城也見證了明朝與后金之間的紛爭。

　　明初設計 “一王五衛”防衛格局

　　在沈陽的西順城街與北順城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有一座復原的城墻角樓，青磚包砌的墻體高大堅固，將人們的思緒拉回到冷兵器時代。

　　沈陽歷史悠久。沈陽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鄧慶說：“從現存史料的記載來看，沈陽城池應該始建于唐，那時叫沈州。”

　　《遼東志》載：“唐時渤海置沈州；遼置興遼軍，后改曰昭德軍；金改為顯德軍，元初為沈州，后改沈陽路。”不過，遼金元時期沈陽的城墻為夯土墻、由青磚包砌的高大堅固城墻始建于明初。

　　明洪武年間，按照朱元璋“練兵保民”的旨意，明軍從遼東半島南端開始，逐步往北推進，平定了元末勢力割據的遼東。

　　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六月，明太祖朱元璋派遣都督僉事馬云統兵征大寧（今內蒙古寧城）。出征前朱元璋面授機宜：“聞寇甚黠，知官軍至，悉遁入山，兵回復出，如是則宜以大軍分駐要害之地，遣人招撫之。招之不至，則伏兵以伺，必盡獲之，凡得賊首即其地斬之以警其余。”馬云良好地執行了這一方略，當年十一月得勝還朝。至此，沈陽周邊地區逐步納入明軍控制之下。

　　據《明太祖實錄》載，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沈陽建中、左二衛”。這是關于明軍駐防沈陽的最早記載，兵士來自河南、山東兩地。

　　對于沈陽城的修筑，《遼東志》記載，“沈陽城，洪武二十一年指揮閔忠因舊修筑。”當時的沈陽城“周圍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城門四，東曰永寧，南曰保安，北曰安定，西曰永昌”，沈陽開始出現磚墻。

　　遼寧大學歷史學院研究人員劉晨告訴記者，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制訂了“以藩王守北邊，防蒙古南下”的戰略，在北部，朱元璋共冊封了13個兒子為藩王，形成了邊塞以藩王為節點的軍事防御體系，這個防御體系歷史上也稱為“塞王”防御系統。具體到遼東，朱元璋冊封了三位藩王，分別為封地在廣寧的遼王，封地在開原的韓王，還有一位就是沈王——朱元璋第二十一子朱模，他的就藩地即為遼東都司屬下的沈陽中衛城。

　　此后，明王朝進一步增強沈陽駐防實力，在既有的沈陽中、左、右衛基礎上，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設立了沈陽中屯衛。為配合沈王冊封，明初還設立了沈陽中護衛，這是沈王朱模的親王府護衛，形成“一王五衛”格局。

　　按朱元璋的設計，在遼東，以遼王坐鎮廣寧統轄廣寧諸衛以守遼河以西，以韓王坐鎮開原，統轄三萬、遼海、鐵嶺諸衛以守遼河以東，以沈王坐鎮沈陽，統轄沈陽五衛，原地固守可保沈陽不失，西渡遼河可增兵廣寧，協防大寧，北上可進兵開原，南撤可以加強遼陽的防御力量，成為遼東地區重要防御力量和機動兵力。

　　然而，沈陽的“一王五衛”防衛體系設計因為明建文帝削藩政策和靖難之役最終沒有落實，五衛中的沈陽左衛改為衡山護衛，沈陽右衛改為臨安護衛，裁撤了沈陽中屯衛，此后以沈陽命名的衛所雖然有所恢復，但是并沒有再駐防沈陽，沈陽城中的駐軍就只剩下沈陽中衛。省博物館展出一方“明朝沈陽中衛軍官印”，見證了這段歷史。

　　明萬歷年間 加固沈陽城防

　　沈陽故宮博物院的刻石館中展出一方門額，這塊門額為石質，高68厘米、寬125厘米、厚9厘米，門額上橫著陰刻“鎮邊門”三個大字。

　　鄧慶說：“這塊門額1963年出土，從那時起，人們才知道萬歷年間對沈陽北城門改造的有關情況，另外，沈陽北門在萬歷年間曾改名為鎮邊門。”

　　據介紹，1957年4月，在沈陽市的城建施工中，北順城街大北門，即清代福勝門和小北門、地載門之間，人們發現一段明清時期的城墻遺址，中段還發現一座城門。這一發現印證了沈陽傳說中的“九門”的存在。

　　在清理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這一城門為明代建筑，但在清康熙初年被封砌于城墻之中。

　　考古調查表明，這座城門在明萬歷年間經過了兩次加固。

　　第一次加固的時間刻在了“鎮邊門”門額之上，即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這次工程是將原北門，即安定門的單券式城門，改為帶有甕圈的甕城門。甕城，是古城墻的“守衛城”，為圍繞在城門外所筑的半圓形小城，又稱月城。其用于屏蔽城門，作掩護城門、加強防御之用。這一次改造，沈陽城北門防御能力大大提高。

　　不僅如此，明軍還對城門洞進行了加固，建成了十字券洞門。這個十字券，南北券洞較長，是為出入城門的通行道。東西券洞，進身較短，可以駐兵。經過這次改造，被命名為“鎮邊門”的城門，既可以大量屯兵，又可以隨時得到城內援兵的支援，還可以登敵樓瞭望敵情，大大加強了城防功能。

　　出土的這塊門額就嵌在十字券洞門的北口門楣之上。

　　清理鎮邊門遺址時，考古人員注意到，此后明軍又一次對城門進行了加固，這次加固的時間估計應該在沈陽被后金攻取之前。明軍在既有城門十字券洞北面，接續建造了又一個十字券洞，并把它坐臥在城墻內甕圈中，加固后，鎮邊門從剖面圖上形成結構比較特殊的南北兩個對頂的十字形城門，經過再一次加固，鎮邊門如同一座大碉堡。

　　1977年，城門及相連城墻遺址被拆除。

　　明朝在危急時刻的最后堅守

　　鄧慶說：“熊廷弼在明末兩次巡按遼東，沈陽城鎮邊門的加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以守為主、‘繕垣建堡’的定遼思路。”

　　明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軍事家熊廷弼第一次巡按遼東，提出防護邊疆之策，即以修造城堡為主的防御思路。他的建議得到萬歷皇帝批準施行。

　　這次巡視過程中，他興建軍屯，每年在8萬兵額中用三分人力來屯田、耕種，當年獲得粟米130萬石。

　　熊廷弼第二次到遼東任職是在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與后金薩爾滸之戰以后。當時明廷經過討論，認為熊廷弼熟悉邊地情況，先是任他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去宣慰遼東，不久又升任他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替楊鎬經略遼東，還賜給他尚方寶劍，對于不聽命令的將領，有先斬后奏的權力。

　　誰知熊廷弼還沒離京，就傳來開原失守的消息，剛出山海關，鐵嶺衛又失守。一時間，沈陽一帶城堡的軍民紛紛逃跑，遼東都司所在地遼陽更是人心惶惶。

　　聽到這些消息，熊廷弼馬不停蹄日夜兼程，路上遇到百姓就勸他們回去，途中直接斬了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用他們首級告祭戰死的將士，還誅殺了貪污錢糧的將領陳倫，請旨罷免總兵官李如楨。

　　這期間，熊廷弼還到沈陽城巡視防務。此前，熊廷弼讓僉事韓原善和閻鳴泰去巡視沈陽，但兩人膽小，未能成行。

　　熊廷弼決定親自出馬，他途經虎皮驛到沈陽中衛城，還不顧下大雪到撫順等地去巡視，總兵賀世賢看他離后金軍太近了，勸他回去。熊廷弼說：“現在下這么大的雪，后金人一定預料不到我來了。”于是敲鑼打鼓地進入撫順城。

　　當時，撫順城外數百里已經被后金搶光，熊廷弼給遇難的將士們以及遇難百姓舉行了一場公祭，并且搞了一次盛大的閱兵儀式。熊廷弼一路上安置因戰亂導致的難民，主持修繕城防、分發武器裝備，排兵布陣，搞得紅紅火火，遼東終于穩定下來了。

　　研究人員分析認為，沈陽中衛城北門在萬歷年間最后一次加固與熊廷弼這次任職遼東有直接關系。

　　然而到了明天啟元年（1621年），熊廷弼苦心經營的沈陽城在后金軍的圍攻下，連一天都沒堅持下來，便被攻陷了。

　　手記：

　　努爾哈赤做過 明朝二品將軍

　　本報記者  郭  平

　　沈陽故宮博物院藏有一柄未開刃的寶劍，為國家一級文物、院藏十大“鎮館之寶”之一，它就是努爾哈赤用過的龍虎將軍劍。沈陽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鄧慶告訴記者：“這把寶劍以實物的方式見證了清太祖努爾哈赤與明王朝之間的臣屬關系。”

　　據考證，努爾哈赤承襲祖父都指揮使官職之際，曾主動向明廷進貢，表示誠心歸附，本人也8次到北京朝貢。

　　明萬歷十七年（1589年），明廷按條例“出特恩”，升任努爾哈赤為建州衛都督僉事、左都督。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努爾哈赤又因抗倭保邊有功晉升龍虎將軍。在明朝地方官員中，龍虎將軍屬于“武官”中的正二品，明廷授努爾哈赤龍虎將軍是一種破格的待遇。按明朝規定：武官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升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而努爾哈赤一下子就授升龍虎將軍，可見明朝廷對努爾哈赤在抗倭保邊中的表現十分滿意。

　　努爾哈赤晉封為龍虎將軍一事，在同時期的私家著述記載頗多，《三朝遼事實錄》《東夷考略》《遼東略》中均有記載。清代的官私著述如《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洲實錄》《清史稿》等也均有記載。如《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記有：“……坐受左都督敕書，續封龍虎將軍大敕一道。”

　　研究人員在劍鞘的五道箍到七道箍之間，發現一個用銅片鑄成的圖案紋。在這個圖案紋中，既有老虎，又有龍。后人正是因為寶劍上有這樣的龍虎合體，或稱龍虎合一紋，結合相關史料記載才將這把努爾哈赤所用寶劍稱為“龍虎將軍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