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為鞏固邊防建多個馬市，研究發現——

遼東馬市促進民族融合增強女真族實力

鐵犁 鐵鏵 

　　女真族特別重視農業生產，最初，其農具來源于馬市，女真族用馬匹和土特產交換中原農具。從目前出土的女真族農具來看，無論是數量、種類還是性能，都證明了女真族耕作技術發展到新水平。

遼東馬市模擬復原圖。（遼博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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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吳 限 文并攝

　　提 要

　　在明代，遼東地區成為商業繁榮之地，尤其存在了二百多年的“遼東馬市”更是當時最大的邊關貿易市場，作為連接各民族的經濟紐帶，遼東馬市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使女真族迅速壯大，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朝的初衷是以貿易換和平

　　上周，記者驅車來到距撫順市10公里處的明代馬市遺址。撫順馬市遺址占地面積約380萬平方米，由圈墻、自然峭壁圍筑而成，是一處險要關口所在。如今，馬市遺址處在田野中，有公路穿過。馬市圈墻的痕跡早已蕩然無存，當年那些人喊馬嘶的貿易場面歸于沉寂，只有地面上散落的大量青磚殘瓦和青花瓷片還在提醒人們這里曾經的繁榮場面。

　　據史料記載，撫順馬市是明朝和建州女真的重要物資交易場所，也是明朝在遼東開設的14處馬市之一。遼寧省檔案館研究部檔案館員周璇告訴記者，馬市是明朝政府對北方各游牧民族開設并直接管理的貿易市場，其主要貿易對象是東北的兀良哈蒙古部、建州女真部、海西女真部等民族。遼東馬市存在200多年，幾乎與明王朝相伴始終。

　　周璇說：“15世紀初的遼東，東、北、西三面都是以‘剽悍鐵騎’出名的游牧民族，侵擾和威脅隨時都會發生。因此，明朝希望通過設立馬市來鞏固與邊疆各民族的聯系，加強對邊疆民族的控制，使他們‘不戰而馴攏之’，能俯首稱臣。”

　　明朝政府對戰馬的需求也是設立馬市一個重要原因。由于連年征戰，馬匹嚴重短缺，為了源源不斷地得到優良的戰馬，明朝開始大力發展“朝貢貿易”，邊區游牧民族紛紛來京貢馬，但因路途遙遠，運馬艱難，進京城交易逐漸成為制約朝貢貿易發展的瓶頸。

　　明永樂三年（1405年）三月，明成祖朱棣接到來自兀良哈蒙古的奏報，提出“其部屬欲來京貿馬”。此時，明朝軍隊為防御韃靼蒙古正急需大批戰馬，因此同意了其請求。看到運馬艱難，明成祖下旨：“于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立市”。不久，兀良哈蒙古三衛派230余人“以馬至遼東互市”，緊接著，韃靼蒙古又派294人來市場“貢馬”。當時，明王朝對邊境民族實行招撫政策，對北方民族各部、衛的朝貢，一方面嚴格規定貢品的種類、數量，朝貢時間、人數、朝貢路線、滯留時間，一方面給朝貢者以優待，沿途免費食宿，給朝貢者超過貢品所值的獎勵，并允許朝貢者做些朝貢以外的商品買賣。一時間，來朝貢馬匹的民族絡繹不絕。

　　自此開始至萬歷年間，明朝廷沿遼東邊墻的興城、錦州、義州、廣寧、開原、遼陽、撫順、清河、寬甸等城堡附近先后開設了14處馬市，尤以廣寧、開原、撫順三地規模較大，存在時間較長，有“三大馬市”之稱。

　　撫順馬市 規模最大

　　明永樂四年（1406年），朝廷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規定了市場管理辦法，并設有馬市管理官員。

　　“最初，來馬市交易的外族人須憑本部落印信（介紹信），后來改為憑朝廷發的敕書（邊貿通行證）方可入市。無敕書、無貨物者不準入市，攜帶武器者不許入市，同時必須將馬匹和其他物品經馬市官驗收合格方可準入。”周璇說。

　　遼東馬市開設之初，各處馬市開市時間不同，每次互市時間也有長有短。周璇介紹說：“開原馬市每月一市，每月初一至初五，后來改為每月二市，再后來又改為每七天一市，一市五日；廣寧每月兩市，初一至初五一次，十六至二十再來一次；撫順馬市，三天一市，萬歷年間改為隨來隨市，變為常態化。這樣，遼東境內幾乎每天都有馬市，十分方便交易。”

　　史料記載，開市期間，“交易頻繁，人群熙熙，車水馬龍，肩摩轂擊”，一派繁忙景象。馬市還規定必須明碼標價，保證“務使客商有利，夷價無虧”。開市之初，將馬分為上上、上、中、下、駒五等，馬價不一。上上馬值米五石、布絹各五匹；上馬值米四石、布絹各四匹；中馬值米三石、布絹各三匹；下馬值米二石、布絹各二匹；馬駒值米一石，布二匹。以其中上上馬價為例，約合白銀十六兩。由于價格合理，“至是來者眾”，馬匹的成交量越來越多。

　　“遼東馬市還有一個特點是收市場稅。由馬市官從馬市的各項交易中抽取稅銀，抽稅多少根據貨物的品種、質量等決定。”周璇告訴記者，馬市官員要從稅銀中拿出銀兩賞給那些出力的、有功的酋長，稱為“撫賞”“抽分”。撫賞以物品為主，銀錢為輔。

　　史料記載，萬歷四年（1576年），從新安關進入的酋長抄木，帶著350余人的團隊，攜來大批馬匹、貨物，交易后受到款待和重獎：“賞盤四十三個，連酒，用銀八錢一分七厘，果桌九十五張，官紅布十匹……官藍布六匹，花緞五十一匹，官妝花織金袍一件，牛二頭，共值白銀五十余兩。”

　　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遼東馬市日益繁盛，逐步由單一的馬市發展為綜合市場，馬市性質也由“官市”向“民市”過渡，互市商品的種類日益增多，女真人出售貂皮、人參、蜂蜜、木耳、蘑菇等土特產，漢族商人則出售布匹、絲、陶瓷、米、鹽、鐵鍋、鐵鏵等生活生產資料。

　　女真族迅速發展壯大

　　沈陽故宮博物院副館長李理對明朝的馬市貿易有深入研究。他告訴記者：“在明朝后期的整個遼東馬市交易中，建州女真商人最為活躍。可以說，遼東馬市對建州女真的發展和壯大起到了關鍵作用，對后期建州女真統一各部，建立后金，直至定鼎中原都有深遠意義。”

　　遼東馬市開市后，女真人用馬匹換取糧食，一匹最好的馬可換米十五石，最差的馬可換米八石。女真人以自己的人參、貂皮、木耳、馬匹等土特產，換回糧食、布、鹽、鐵器等生產生活資料。據檔案記載，僅在萬歷十二年(1584年)三月的17次馬市交易中，女真人就買進鐵鏵4848件，同月買進耕牛430頭。

　　通過經濟交流，互通有無，互利互惠，特別是耕牛和鐵制農器及種子的大批輸入，女真族逐漸從“惟知射獵，本不事耕稼”，走向“屋居耕食，不專射獵”。到明朝后期，女真族由采集、狩獵進入半農耕和農耕社會。據《建州圖錄》記載，明朝后期，今新賓滿族自治縣一帶“無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開墾”。此時，女真族聚居區從不會耕種的糧食進口區變成了糧食出口區。

　　記者在新賓縣赫圖阿拉城文物管理所看到幾件農具，是后金女真人春耕所用，體現了當時耕作技術的提高。“盡管明朝開設遼東馬市是出于加強邊防、鞏固統治的需要，但在客觀上卻促進了女真族的繁榮。”李理說，“從15世紀中葉起，隨著農業的發展，戰爭日益頻繁，女真族對于武器的需要日益增加，但是他們還沒有掌握采礦和冶煉技術，于是便將從遼東馬市上購買的鍋、鏵、鏟等鐵制農具熔化，重新加工成武器，大大提升了女真族的戰斗力。”

　　李理指出，遼東馬市的繁榮，使東北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聯系日益加深。馬市貿易成為女真族學習漢文化的重要窗口，他們通過在馬市貿易中得到的漢族書籍汲取營養，開闊了視野，社會進步大大提速。來自蒙古和女真族的馬匹、人參、貂皮、東珠等物產頗受中原人歡迎，而中原地區的商品在遼東大地更是供不應求。嘉靖、萬歷時的話本小說甚至把遼東描繪成發財致富的仙境，“要發財，赴遼東”，成為內地客商的共同心聲。長期以來被視作蠻荒之地的關外遼東，在明代卻是商家趨之若鶩的投資樂土。對明王朝而言，遼東馬市的設立，其最大的戰略利益是獲得了200余年的邊境地界的相對安寧，使能征慣戰且以掠奪為生存法則的女真族開始以溫和的方式求取立足之本，交易替代刀槍，和平代替戰爭，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歷史進步。

　　在李理看來，遼東馬市貿易在極大程度上推動了女真族社會從分散走向統一。商品經濟的刺激和漢族先進經濟文化的影響，使女真族社會地區間經濟聯系大大加強。馬市的發展又造成了地區間的不平衡，女真族各部族在爭奪與遼東馬市頻繁交易權的過程中逐漸合并，終于形成了一個統一的部族。

　　在各民族長期的經貿合作下，以女真族為代表的遼東地區各民族與中原漢族在經濟、文化方面逐漸靠攏。原本為控制邊關游牧民族經濟政治生態而開放的馬市，最終為明朝帶來了遼東地區自由經濟貿易、繁榮穩定的局面，大大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努爾哈赤 利用馬市奪取撫順

　　本報記者 吳 限

　　明朝時期，在撫順、開原的北邊是女真族葉赫部。史料記載，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舉旗興兵，統一了女真族諸部，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權。在這33年中，努爾哈赤在撫順等地馬市大規模與漢族進行互市交易，使女真族迅速壯大。

　　撫順馬市地處要沖，除了貿易作用，也是明朝抵制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防御體系。沈陽故宮博物院副館長李理告訴記者，撫順馬市利用山川地勢，置馬市于關外，形成了以撫順邊關為重心，依托遼東邊墻的營、市、關三重防線，對建州女真所居之地赫圖阿拉城起到防備、遏制其向西發展的作用，這種嚴密的設置曾使北方游牧民族侵犯邊境時皆繞開撫順關口。因此，撫順馬市的存在對遼東的穩定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故而，撫順自然成為努爾哈赤爭奪的首要目標。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后金軍兵分兩路，逼近撫順。努爾哈赤首先派人到撫順馬市送信，聲言有3000名女真人將于次日來此進行貿易。四月十五，撫順馬市里來了數百名壯漢，他們帶著成捆的人參、貂皮等山貨，憑著敕書過關入市……當城里的內應打開城門后，這些人一下子變成了努爾哈赤的八旗兵。這樣，一場天昏地暗的廝殺后，努爾哈赤攻下了遼東重鎮撫順。

　　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十六，努爾哈赤率八旗兵又攻下開原城，存在213年的遼東馬市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