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王爺墓出土懷表引出一段鐘表發展史——

清代“本土造”精品可媲美西洋鐘表

　　清宮木樓筒子鐘 清朝工匠制造，總體造型和雕花圖案雖然表現出歐洲文化特征，但所用材料和制作工藝更多展現東方傳統，是中西文化交融代表文物。清朝中晚期，在宮廷之內和江浙、廣東等地出現制作鐘表作坊，這些作坊用外國鐘表機芯加工制作本國鐘表，促進了鐘表業發展。

丹巴多爾濟墓出土的金殼懷表。

清宮琺瑯圍屏式鐘（瑞士造）。

清宮鎏金塔式鐘（英國造）。

　　本報記者 商 越 文并攝

　　提 要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朝陽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發現丹巴多爾濟墓，這位蒙古王爺生前曾因救駕有功而備受恩寵，其墓中出土了兩塊精致的金殼懷表，揭出一段鐘表發展史：清朝時，由外國使團等進獻的西洋鐘表成為增進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此后，我國民間鐘表制造業興起，清宮設“做鐘處”成為全國最大的鐘表生產中心。

　　清代蒙古王爺墓出土金殼懷表

　　200多年前，朝陽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曾經有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蒙古王爺——丹巴多爾濟。

　　清朝時期，滿蒙通過聯姻建立起堅實的政治聯盟。丹巴多爾濟的祖父、父親都是清代有影響的蒙古王爺，他們長期供職于宮廷，與皇帝關系密切。

　　喀左縣博物館副館長侯申光告訴記者，丹巴多爾濟自幼即入清宮內廷隨侍，世襲扎薩克（即旗長）固山貝子。長大后，為御前侍衛、掌鑾儀衛事大臣，是乾隆皇帝的孫女婿。

　　據《清仁宗實錄》記載，嘉慶八年（1803年），嘉慶皇帝由圓明園返宮。當鑾駕走過神武門時，事先埋伏在附近的一個叫陳德的刺客突然沖出，手持利刃行刺。御前侍衛丹巴多爾濟飛速上前救駕，在眾人合力圍攻之下，刺客被擒。

　　在這場罕見的救駕行動中，丹巴多爾濟表現最為迅捷、勇猛，并且在搏斗中身受重傷，因此被嘉慶皇帝封為貝勒，晉升為領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備受恩眷。嘉慶十八年（1813年），丹巴多爾濟病逝，靈柩運回喀左縣南公營子埋葬。嘉慶皇帝破例下旨在其墓前立碑，賜陀羅尼經被等陪葬品。據清《養吉齋叢錄》載：“蒙古王公墳塋，向不立碑。惟嘉慶間，以御前大臣丹巴多爾濟……恩眷最篤，特敕建碑。”

　　時光荏苒，時過境遷，丹巴多爾濟去世100多年后，其墓已無人知曉。

　　1967年，喀左有一座大墓被破壞，省文物部門得知后及時進行處理，收繳文物43件，對墓碑碎塊殘存的文字進行辨認，確認該墓為丹巴多爾濟夫妻合葬墓。如今，這些文物正在遼寧省博物館陳列展出。

　　我省考古學家姜念思先生在《丹巴多爾濟小考》中記述，丹巴多爾濟墓原來有一方形墓園，種滿松樹，前部有享殿三間，墓前有龜趺（fū）座石碑一座，正面鐫刻“圣旨”字樣，碑文用滿、漢、蒙三種文字寫就。隨葬品有掐絲展翅金鳳飾件、藍碧璽朝珠、金鑲玉領約、金殼懷表、雕花如意、織錦陀羅尼經被、白玉鼻煙壺等。

　　因清代蒙古王爺的墓葬發現不多，丹巴多爾濟墓的發現為研究人員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

　　外國使團進貢鐘表 同時帶來鐘表匠

　　在丹巴多爾濟墓出土的眾多隨葬品中，兩只金殼懷表引人注意。這兩只懷表均為金屬制，圓形。一只懷表的羅馬數字周圍飾有琺瑯花朵，表背飾西洋畫琺瑯母子圖，懷表正反面周緣皆鑲嵌珠寶。另一只懷表同樣周緣嵌小珍珠邊，表背是琺瑯花卉圖案紋飾。這兩只懷表畫面艷麗細膩，做工精致，專家判斷可能為法國制造。

　　沈陽故宮博物院副館長李理認為，這兩只懷表有可能是墓主丹巴多爾濟生前自己購買的愛物，但更大的可能是嘉慶皇帝賞賜給他的，是皇室內廷用物。

　　目前，沈陽故宮博物院“清代宮廷鐘表展”正在展出，30余件清宮鐘表個個裝飾華麗、設計獨特，是精密機械與中西方傳統裝飾工藝完美結合的經典之作，融繪畫、雕塑、工藝、音樂、天文、機械等于一體，是清宮奢華與身份的象征。

　　這些華貴的奢侈品是怎么來的呢？李理告訴記者，主要有三條路徑：第一個來源就是英國、俄國、荷蘭等國使團及傳教士進獻的禮品。據統計，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僅俄國使團送給清朝皇帝的鐘表就有二三十件。使團不僅攜帶鐘表作為禮物，還會帶上鐘表匠和機械師隨行。

　　展館中有一幅《萬國來朝圖》，畫的是乾隆時期，藩屬及外國使臣到紫禁城朝賀的熱鬧場面，在圖畫右下角大門附近，衣著各異的各國使臣人頭攢動，或提或捧各色奇珍異寶等待著覲見皇上。其中標有“鄂羅斯”（俄羅斯）字樣的錦旗下，一位外國使臣手里捧著一座將要進獻的鍍金時鐘。可見，鐘表作為擁有高科技水準的工藝品，在當時很受清宮皇帝青睞，也是西方國家向清宮進獻的重要禮品之一。清朝從順治到乾隆共四朝皇帝，對傳入中國的西洋鐘表均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清宮鐘表的第二個來源，是通過設在廣州的海關采購。18世紀，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鐘表進口國之一，許多鐘表是用茶葉、陶瓷、絲綢交換來的，其中一些鐘表是在皇帝的直接授意下，在國外定做后再運回來。

　　第三個來源，就是清朝自己制造的鐘表。除了北京清宮成立的鐘表作坊專業制作外，江南蘇杭、江寧（南京）及東南沿海地區的許多城鎮也仿制鐘表，并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民間鐘表手工作坊。

　　清宮“做鐘處”是當時最大的鐘表生產中心

　　康熙皇帝喜歡收集西洋鐘表，他在清宮端凝殿設置了自鳴鐘處，用來保管、收藏宮內鐘表（當時稱“自鳴鐘”）。后來，康熙又在自鳴鐘處設制鐘作坊，叫“做鐘處”，聘請西洋鐘表工匠在宮內供職，專門指導鐘表的制作和維修。此時，廣州、福州、南京、蘇州、揚州等地民間鐘表制造業也逐漸興起，并制作精品鐘表進獻宮中。這些國產鐘表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稱為“本土造”。

　　“此后，宮廷鐘表制造日益興盛，乾隆時期達到鼎盛。”李理說，這一時期清宮制造的鐘表數量最多，而且工匠的技藝高超，設計的鐘表構造精細復雜，清宮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鐘表生產中心。此時做鐘處約有百余人，包括三部分人員：西洋鐘表師、受培訓學做鐘的太監和中國匠役，如木匠、精工、玉匠等，保證了鐘表生產的規模和品質。此時，歐洲一批著名的鐘表匠師也進入清宮，帶來了瑞士、法國等歐洲各國的先進技術，并將這些先進技術傳授給中國工匠，直接推動了清宮鐘表技術的發展。

　　有意思的是，做鐘處制作一件鐘表，要先由皇帝提出樣式，再指定專人畫樣，經皇帝閱覽滿意才能開工制作。清宮御制鐘表造型多為亭臺樓閣式，也有葫蘆式、荷花缸式等，有的還加上新穎的跑人、轉花、音樂等配件。在鐘表用料上，所用的木料有紅木、紫檀木、花梨木等，工藝有雕刻、琺瑯、玉石切割和鉆石鑲嵌等，每道工序都需要不同技工合作完成。據清宮檔案記載，當時每一件鐘上的主要部件，如法條、鐘架、表盤等制造者，都要署名，以便監督查驗。

　　沈陽故宮有一對清宮木樓筒子鐘，總體造型和雕花圖案雖為歐洲文化特征，但所用材料和制作工藝更多是采用我國傳統方式，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融。還有一幅慈禧太后的照片，可以看到案幾上擺著一座用玻璃罩子保護的塔式西洋鐘。另有一幅清《光緒大婚圖》，兩對四件“銅鍍金四面轉花鐘”極為搶眼。

　　通過留存下來的這些圖文記載，可以看出清朝皇帝對鐘表的偏好，他們更喜歡大型、奢華、富麗的風格，鐘表計時的作用反而成為次要的功能，貌似很大的鐘表，計時部分卻占很小的面積。由此看來，鐘表已不單是一般的計時器了，而是帝后們的玩賞之物。

　　由于清宮內有西洋鐘匠和廣州等地鐘匠供職，他們把西洋風格同我國的傳統藝術及清朝皇帝的喜好融入鐘表工藝中，使其極富藝術性。“本土造”的精品鐘表質量達到了當時歐洲的水平。

　　手記：

　　中國古代發明的那些計時器

　　本報記者 商 越

　　中國是世界上發明計時工具最早的國家之一，陸續發明了“土圭”“日晷”“漏刻”等計時工具。土圭和日晷，都是通過觀測日影來計時的儀器，但受天氣影響較大，于是古人又設計出漏刻，這是一種晝夜都能計時的“滴水鐘”，因水滴滴漏均勻而被當作精準計時器。

　　我國古人也發明了機械計時器，如東漢張衡制造的水運渾天儀、宋代蘇頌制造的水運儀象臺等，它們已經具備了鐘表的雛形。英國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甚至認為，蘇頌把機械和天文觀察儀器相結合，比西方天文鐘表的發明早七個半世紀。有研究者認為，正是由于中國古代鐘表技術在中世紀傳入歐洲，才深刻影響了西方鐘表的發展進程。

　　到了清代，隨著西洋鐘表的傳入，我國民間鐘表制造業興起，從單純模仿開始走向自主研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廣造鐘”和“蘇造鐘”。我們從留存至今的珍品中能夠看到，這些鐘表做工精美，在設計上加入很多傳統的東方文化元素，如插屏造型、木雕工藝，常常體現“吉祥如意”“龍鳳呈祥”的寓意，增添了古樸典雅的味道，展現出能工巧匠的聰明才智和高超的工藝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嘉慶年間，我國第一部鐘表科技專著面世，即鐘表大師徐朝俊撰寫的《自鳴鐘表圖法》，它詳細地總結了明末至清代中晚期鐘表的品種、結構、特點和修造方法，并附有50余幅機械零件圖，可以說是“集鐘表之大成”，全面反映了當時手工業技術的重大成就。